1965年7月27日，北京中南海，毛泽东会见了刚从海外归来的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。此时的李宗仁已经74岁，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代总统，也曾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对手。阔别故土十六年后，他没有先谈个人待遇，而是谈起国家建设和台湾问题。谈话临近结束时，他提出了一个让在场人员颇感意外的请求。 这段往事，不能脱离1949年的政治背景。渡江战役前后，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出面和谈，却没有能力改变国民党政权的根本立场。毛泽东曾撰写《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》，公开分析两人的政治处境与态度差异。文章中的批评很尖锐，双方当时仍处于军事和政治对立之中。 李宗仁后来去了美国。身为昔日政坛人物，他在海外并没有真正建立起稳定的政治位置，生活也难以摆脱寄人篱下的感觉。对他而言，回国并非一句口号，而是需要处理美国方面的牵制、台湾问题的敏感，以及大陆对其真实意图的判断。 1955年，程思远在北京访问期间，向李克农透露了李宗仁希望回国的想法。程思远曾任李宗仁的政治秘书，又长期在香港活动，成为双方传递信息的重要桥梁。中央没有仓促表态，而是持续观察。毕竟，李宗仁曾得到美国势力支持，回国动机究竟是政治安排，还是落叶归根，需要时间来验证。 有意思的是，李宗仁后来通过捐献文物，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态度。1959年前后，他将一批收藏的字画运往香港，称这些藏品当年花费十一万多美元购得。鉴定结果却显示，其中有真有伪，实际价值远低于所报数目。 周恩来没有把这件事办成一场难堪的追责，而是从统战角度处理。他对程思远说明，藏画中有些并非真迹，但政府体谅李宗仁的爱国之意，可以给予一笔赴欧旅费。毛泽东得知后，也同意以较高数额相助，把它视为一次“投石问路”。这笔钱的意义，显然不只在于字画本身。 1964年，李宗仁曾在美国报刊发表谈及中国外交政策的文章，造成不良影响，回国安排因此受到影响。到1965年，中央判断他已对相关问题作出修正，毛泽东批示欢迎其回国。7月18日，李宗仁夫妇从海外启程；7月19日上午，他们乘坐的飞机降落上海虹桥机场，周恩来到机场迎接。次日，李宗仁抵达北京，见到了杜聿明、宋希濂、廖耀湘等旧日相识。 7月27日的会见中，毛泽东对李宗仁说：“你们回来了，很好，欢迎你们。”谈到台湾问题时，他表示台湾回归祖国是不可逆转的趋势。李宗仁参观北京后，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颇有感触，并表示愿意趁还有精力，为国家再做些事情。 沉默片刻后，李宗仁提出：“我想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。”这就是后来所谓“要个副国级职务”的由来。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属于国家领导人职务，地位很高，但不直接掌握党政军核心权力。李宗仁提出这一要求，或许确实认为自己曾任国民政府代总统，如今只求一个象征性的职务，既能参与国家事务，也不会给中央造成太大压力。 毛泽东没有当面答应，只是吸着烟，没有立即作出明确回应。随后，他委托周恩来向李宗仁解释。这里面没有简单的个人恩怨，更不是因为1949年的旧日交锋。李宗仁身份特殊，曾经位居国民党政权最高层，若回国后安排副委员长，外界可能产生复杂解读；若安排更高职务，又缺乏现实依据。职位高低，反而可能带来新的政治问题。 周恩来把中央的考虑讲得很清楚。李宗仁回国后享受优厚生活待遇，医疗、住房和日常费用由国家负责，但暂不安排正式职务。这样的安排既体现欢迎和尊重，也避免把统战对象重新置于权力结构之中。李宗仁听明白了，没有继续坚持。 1968年，李宗仁被查出直肠癌，周恩来亲自过问治疗。手术后，他的身体因心脏衰竭等问题逐渐恶化。病重期间，他曾对身边人说，能够回到祖国，并在自己的国家走完人生，是最大的心愿。 1969年1月30日，李宗仁在北京病逝，按周岁计算终年77岁。2月1日，周恩来参加了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。那个曾在1949年与中共隔江相对、在报刊文章中被公开评说的国民党代总统，最终以一名归国老人和国家统战对象的身份，安葬在了北京。 特别